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,也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。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,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郑欣淼历时4年撰写的新著《国家记忆:故宫文物南迁史》,近日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和吉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,再次将我们带回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。
本书依托大量首次披露的档案、日记、书信与影像,以6个篇章、42万余字的篇幅,巨细靡遗地重现了1933年至1947年间故宫文物南迁这场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、历时最久、行程最长的文化大迁徙。
作者还以史家的严谨、文学的温度,刻画了易培基、马衡、那志良、庄严等一代故宫人如何在国运衰微之际,以“人在文物在”的典守精神,完成一场静默而壮烈的护宝行动和文化抗战。

烽火中的“文化长征”
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搬迁,而是一次跨越十年、行程万里、涉及上万箱国宝的“文化长征”。
从1933年2月起,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战火,故宫博物院约1.3万箱珍贵文物自北平启运,先后迁往上海、南京;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,又紧急疏散至四川、贵州、湖南等地,辗转于西南崇山峻岭之间;直至1947年才东归南京。
这段历史曾长期被遮蔽在抗战宏大的战争叙事之外,公众对其知之甚少。《国家记忆:故宫文物南迁史》以翔实的档案资料、珍贵的图片、清晰的时间脉络和生动的人物刻画,为我们揭开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
书中不仅记录了文物如何装箱、运输、保管,更展现了在民族危亡之际,一群知识分子与普通职员,如何以血肉之躯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。
郑欣淼指出:“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保护中华文脉的一场壮举。”这不是一句口号,而是无数人用生命践行的誓言。当时,每一口木箱都承载着千年文化的重量,每一次转移都冒着遭遇炮火与翻车的风险。在长沙凿洞藏宝,在峨眉山寺庙中避难,在重庆雾都里点查清册……辗转颠沛,令人动容。

更为重要的是,这场迁徙并非孤立事件,而是中华民族集体抗战精神的缩影。正如钱穆所言:“任何一国之国民,对其本国以往历史,应该略有所知,尤必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。”阅读此书,正是让我们重新建立与这段历史的情感连接,从而能更深刻地理解为何先辈们要做出“视国宝为生命”的选择。
血肉之躯铸就的“典守精神”
《国家记忆:故宫文物南迁史》打动人心之处,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部宏观史书,更是一部充满人性温度的“微观史诗”。它通过一个个具体人物、一封封来函密呈、一次次激烈争论,还原了故宫文物南迁中的真实历史图景。
书中详细记载了南迁决策前的激烈争论。当时社会上有强烈反对的声音,认为“故宫不可一日无物”,担心一旦文物南迁,北平将失去文化中心地位,甚至有人指责此举是“逃跑主义”。也有像多奇云这样来自石家庄的普通市民,致信故宫博物院与古物保管委员会,疾呼:“中华文化之精品,更为世界之奇珍……纵不能一举迁避,亦宜先后施行!”
在这种舆论压力与现实危机交织下,故宫理事会最终作出艰难决定:择精装箱,秘密南迁。时任院长易培基、后来主持工作的马衡等人,顶住重重阻力,组织专家精选文物,制定严密包装流程,确保每一件器物都能安全抵达目的地。
书中特别提到一个细节。为了防潮抗震,工作人员用棉花、稻草、纸屑层层包裹文物,再放入特制木箱,仅包装一项就耗时数月。而运输过程中,押运人员不仅要面对日军空袭、道路塌方,还要应对盗贼觊觎。
许多故宫员工举家随行,妻子儿女跟随车队跋涉千里,路上就住在简陋客栈或乡间庙宇。“家随国宝”,成为那个年代最真实的生活写照。他们在战火中坚持点收、审查、展览,哪怕条件艰苦,仍不忘向世人展示中华文化的辉煌。
例如,1935年赴英国伦敦伯灵顿厅举办的“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”,展出近800件故宫珍品,轰动欧洲。这是中国首次大规模对外文化交流,极大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知。支撑这一切的,是无数无名英雄的默默付出。
在《国家记忆:故宫文物南迁史》中可以看到,守护文明的,不只是达官显贵,更是千千万万普通人。他们是学者、警卫、司机、文书、家属……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名字,但他们共同铸就了“典守精神”——那种把国宝看得比生命还重的责任感。
如今,当我们惊叹于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细腻笔触,请不要忘记:这些瑰宝之所以能完好留存,是因为曾经有一群人,在战火纷飞的年代,拿命来守护了国宝。
来源:中国青年报客户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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