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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日报评论员 周磊
早晨睁眼想到上班便“生无可恋”，工作时精神萎靡却被迫追赶进度条，周末在焦虑与放松间反复横跳……这些症状被称作“职业倦怠”。当前，这种职场情绪正呈现出弥散态势。
2019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将“职业倦怠”列为职业健康综合征，定义是个体在工作重压下产生的身心疲劳与耗竭的状态，伴随长期压力体验产生的情感、态度和行为的衰竭。特别是随着数字化发展，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变得模糊，“温水煮青蛙”的无力感成为不少打工人难以言说的心绪。
“微信永远下不了线，信息必须时时回应，操心工作没有上下班之分。”“领导、同事打来电话，下意识想回避却又不得不面对。”职业倦怠会让人处于疲劳和烦躁状态。情感上，对工作失去热情；认知上，陷入自我否定；行为上，效率与创造力下降。哲学家韩炳哲在《倦怠社会》中提到，倦怠是现代社会造就的“功绩主体”的特征，是在不断寻求绩效最大化之后的自我谴责和自我攻击。职业倦怠，因其主体指向性，往往被简化为个人心理现象，这种认知偏差容易掩盖现代社会的内在困境。
职业倦怠的危害是双向的。于劳动者而言，会侵蚀身心健康，引发抑郁、失眠等疾病；对企业来讲，可能导致人才流失、创新停滞，最终损害生产力。更深远的是，倦怠情绪一旦蔓延扩散，整个社会也将付出高昂代价，比如生育意愿降低、消费活力减弱、公共医疗负担加重等等。若社会分工仅追求效率而忽视人的价值，必然会引发“失范”危机。职业倦怠正是这种危机的缩影，它绝非劳动者的个人问题，而是一个严肃的社会议题。
打破这场倦怠僵局，劳动者固然需要调整心态、提升时间管理能力，但仅靠“自我疗愈”远远不够。企业作为用工方，必须承担主体责任，致力于构建健康的职场生态。河南胖东来超市以“快乐工作”闻名：每周二闭店休息、年假长达40天、利润半数反哺员工。其创始人于东来直言：“胖东来不追求利润最大化，追求的是员工幸福最大化。只有员工幸福了，企业才能长久发展。”德国部分企业规定每天停寄工作邮件的休息时段；法国通过“离线权”法案，员工下班后有权不理工作，其目的都是防止更多工作蚕食人们的私人生活。这些案例表明，企业主动优化管理，保障员工脱离工作信息的喘息空间，比员工单方面“硬扛”更奏效。
对职业倦怠的重视和治理，本质上是对“人”的重新发现。企业如果将员工视为“人力资源”而非“有血有肉的人”，是难以得到社会认可的。人文关怀不是福利施舍，而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。如果把职场文化异化为“掏空身体、透支未来”的竞赛，不仅背离了发展初衷，更将消解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。关怀员工福祉，保障劳动者身心舒展，本就是企业担负社会责任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让人活得更有意义、更有活力，是社会进步的一把重要标尺。无论是个体奋斗的脚步还是企业发展壮大的雄心，最终目标都应指向人的健康与幸福。只有将人置于效率之上，才能让劳动者摆脱倦怠的枷锁，真正实现“体面劳动、幸福生活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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